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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巨制——简评《西藏通史赵云田:一部影响深远的鸿

时间:2019-04-05 05:18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拉巴平措、陈庆英总主编,张云执行总主编,巴桑旺堆、周源副总主编的多卷本《西藏通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年出版,并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笔者认真地阅读了总前言、总后记、各卷的前言、章节目录和后记,以及一些卷的部分章节,深深感到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鸿篇巨制,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在出版界和史学界起了引领的作用。

  一是立意深远这从《西藏通史》的总序、总后记中都可以看出来。一部书的立意非常重要,决定了该书的品位和价值。总序和总后记中提出:西藏地方历史发展和历代中央王朝的历史紧密相关,也与中原汉族地区和其他兄弟民族地区历史密不可分,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西藏地方历史还因自然环境、宗教文化等因素影响,呈现出诸多区域发展特点。撰写《西藏通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摒弃西藏历史上的唯心史观和有神论思想;必须立足史料,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遵循“厚今不薄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努力探讨西藏地方历史的客观规律;要重视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特点,重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论述,重视对西藏历史研究中的空白、疑难和热点问题的研究;要致力于政治上、学术上的高标准、严要求,体现科学创新精神,展示在西藏历史研究中最新成果;要在课题运作和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上述对西藏历史的认知以及所提出的要求,通过《西藏通史》各卷主编及作者们的努力,在全书8卷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可以说,《西藏通史》是当前史学界和出版界“开拓创新、经世致用”的典范性著作。

  二是规模宏大自1903年《英藏交涉沿革》一文在《湖北学报》发表,至今100多年来,在西藏历史的研究中,涌现了不少佳作,但就西藏通史而言还不够,只有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陈庆英、高淑芬主编的《西藏通史》等著作问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新推出的这部《西藏通史》,在时序上以西藏地方远古时代为起点,一直写到2014年底。全书分早期卷、吐蕃卷上下、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上下、民国卷上下、当代卷上下,总计8卷13册850余万字。除以上主体成果外,还有《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20部,藏文历史资料丛刊23部,《历代班禅额尔德尼传》8部,《西藏通史资料丛刊》43种。这是目前国内外仅见的规模最大的西藏地方历史的著作。

  三是结构严谨就《西藏通史》整体而言,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非常严谨。全书从西藏地方历史发展和西藏地方历史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为线索,从早期、吐蕃时期、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历史时期,对西藏历史进行了通盘的考察,每个时期各成一卷,这样的历史分期既严谨又科学。在每一卷中,又分成上下编,上编专门论述各个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史发展脉络,下编集中叙述不同的专题和制度史,包括经济、社会、宗教、军事、体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每一卷的后面,都编有大事记,记述了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正文中的叙述相呼应。此外,每卷都有专有名词汉藏对照,主要参考文献,人名和地名索引诸项,更加体现了本书结构的严谨。

  四是论述精当一部学术著作,论述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立场,也反映了作者的理论水平,是全书的精义所在。《西藏通史》不同于一般的通史著作,具有显著的地域和民族特点。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密切关联,宗教文化上水乳交融,风俗习惯上相互吸收,相互借鉴。西藏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因此,对于西藏历史中的问题如何论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国家等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西藏通史》一书的作者,在这方面的把握既准确到位,又有所创新,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还有力地以科学见解批驳了西方势力以及集团分裂势力的种种谬论。

  五是资料丰富资料丰富与否是衡量学术著作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也是一部著作论述正确与否的基础。《西藏通史》各卷在可利用的资料方面存在差异,一般说来,清代以后资料较为丰富。在这种情况下,《西藏通史》各卷尽可能地发掘新资料,每卷都充分利用汉文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史料典籍、研究著作、研究论文、藏文论著汉译、蒙文论著汉译、外文论著汉译等,还充分利用了藏文文献、外文文献。在外文文献方面,有英文、日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这样,既可以使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又充分发掘了各方面的资料,保证了历史叙述内容的真实和丰满。举例来说,《西藏通史》宋代卷所涉及的内容以往的研究比较薄弱,有关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文献资料也比较缺乏。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卷作者充分发掘资料,引用各方面资料总计381种,极大地充实了该卷的内容,达到了预期效果。据初步统计,《西藏通史》合计引用资料4119部(篇)。由于充分发掘了各方面资料,《西藏通史》各卷的内容都比较全面、充实、具有说服力。

  六是语言平实学术著作的用语非常重要,它是作者和读者交流的中介,直接影响着读者的阅读情趣,也影响着著作本身所应产生的社会效益。一般的学术著作,尤其是在学者圈子里流传的著作,不太注意用语的表达,有时甚至会出现资料的堆砌。《西藏通史》这部卷帙浩繁的书,既是写给相关西藏史研究者的,也是写给社会大众的。所以,在语言表达上,《西藏通史》各卷用语平实、易懂,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词句,民国卷、当代卷如此,早期卷、吐蕃卷也如此。语言的平实,缩短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距离,也扩大了书籍的影响力。

  七是图文并茂我国的史学著作自古以来就有左图右史的传统,甚至一般的著作中也重视插图的作用,这说明图确实可以增加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所以在国家清史的编纂中,专门增加了图录卷。《西藏通史》各卷,注意以图说史、以图扩史的效果。整部《西藏通史》中,总计配置图片680幅,还有多幅地图,在增强读者对《西藏通史》中所表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科技等内容的理解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八是影响深远《西藏通史》出版两年来,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显著。在学术领域,《西藏通史》既是百年来西藏史研究的总结,又是新时代西藏史研究的开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众所周知,清末民初,西藏史研究曾呈现高潮,国内外的一些著述开始刊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史研究再次呈现高潮,介绍西藏、介绍蒙藏民族、介绍和班禅、揭露英俄对西藏的侵略,总结清朝对西藏的管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西藏史研究又一次呈现高潮。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和西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藏传佛教及其人物,清朝对西藏的施政和西藏开发,西藏区域史、专门史的研究,成为这时期研究的热点。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8卷13册的《西藏通史》问世,代表了百年来西藏历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同时,随着我国新时代的来临,这部巨著毫无疑义又成为西藏历史研究的新的基础。《西藏通史》的问世,也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了西方势力和集团分裂主义势力在西藏问题上歪曲事实、制造谣言的种种可鄙行径,其政治影响力不可轻估。

  九是经验可贵这主要是指课题运作和管理方面的创新。《西藏通史》采取课题责任制,由课题负责人负其总责,充分调动各个分卷承担者和课题参加者的积极性,集思广益,追求卓越。参加课题研究工作的,既有藏、汉等各民族学者,还有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实行老、中、青专家相结合;聘请老一代德高望重的专家担任顾问,组成了阵容强大的编辑委员会,吸纳在藏学领域有成就的学者担任编委,保证了课题研究有了较高的起点和学术水准。组成了编辑出版组,由长期在藏学领域工作的有经验的专家任组长,并吸纳了在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青年才俊参加编辑工作,把研究工作和编辑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书稿的编辑质量,也加快了编辑进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领导高度重视,领导《西藏通史》编写工作从不松懈;历史研究所的几任领导也是这样,尤其是张云同志担任所长以后,认真贯彻领导意图,协调各卷进度,及时解决存在问题,自己还参与了多卷书稿的主编和撰写,任劳任怨。季垣垣老师也是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带领年轻学者认真做好编辑工作。以上一切,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研究和出版工作中高度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习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研究工作。他曾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见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实力》)他还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学术研究的开拓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西藏通史》的出版和获奖,反映了中国的藏学研究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期待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藏学研究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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